《印象·中国历史［明朝卷］政治脉动中的绅士社会》评介

李宗辑

“为民众写史”，是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努力的重要方向。印象·中国历史书系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一套历史读物，致力于从专业历史研究出发，为大众书写“通识”性的读物。该书有别于国内外出版的中国通史与断代史系列丛书，旨在打破编年或专题的窠臼模式，以几个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断面，为读者展现一个王朝或一段时期内的多维立体样貌。

明史卷作者为明清史、江南史专家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贤亮。他从明代几个重要的论述层面，外化为相对晓畅的言语，其中包含了一名历史学者追求祛“魅”求真、赋实反虚的学术理念，让读者切近地感知明史的基本轮廓、重要的生活画面、历史的兴衰沉浮，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在明朝这一特定时空之下的具体风貌：支撑明代将近三百年历史的，绝不是精心包装后的衢谭巷议、齐东野语、人物演绎，根柢在于制度运作、社会整合及群体踵接等。

本卷被作者赋名《政治脉动中的绅士社会》，意在凸显明代历史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阶层群体，揭示了本卷书写的关心所在：在大明“祖制”奠立、推展以及渐趋“失效”且危机日重的动态历史背景下，明代官绅阶层如何措置国家机器，平衡朝廷与地方的利益冲益，调和绅士与民众的社会关系，以期王朝政治在历史进程中得以继续前行。

限于篇幅，该书的正文只能安排五章内容，即《大明祖制：从朱元璋到朱棣》《官绅政治：嘉、隆、万时代的变化》《顶级绅士的故事：青词宰相顾鼎臣的家庭生活》《从华北到小江南：袁黄的宦途与乡居》《宛转于刀剑之下：大明朝最后的绅士们》，粗看形式似乎各自独立，但恰如作者自言“各个历史断面之间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”。

通过阅读可以认识到，该书在写作中想要为读者呈现出作者撰著“明史”的别样理念：守变、同异、宏微。

首先是书写的“守”中有“变”。从全书布局看，第一章和第二章具有根本性，既是对明朝历史特别是中前期历史的勾勒提要，为官绅群体发展变化的背景，更是为后三章叙述内容的铺陈奠定了重要底色。在书写中，前两章内容更多地着眼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与贯彻问题，以及在制度层面君臣如何以更张改弦而缓和矛盾、消除危机。洪武、永乐两朝，通过准古酌今形成了“皇明祖制”，体现了从典范向法规迈越之过程。成化、弘治以降，“祖制”并非完全切合政治统治与社会调控的实际情势，已无法真正适应明中期以来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。“变”之最明显者，当属嘉靖朝“大礼议”的发生，这并非仅仅是一次针对皇室层面尊亲活动的争论，也是皇权对本朝“祖制”重塑的尝试。在朝臣与皇帝的对话交流、章疏往来之中，可以清晰地发现近似“六经注我”与“我注六经”两种模式对“祖制”的解读。君臣在“祖宗之法”的阴影之下，严守文本层面的“一字不可改易”当然是“守”，然汲汲以求的“变”才是平静水面之下的潜行暗流。正德、嘉靖、万历、天启的种种违背“祖制”、僭越礼制的现象，既是自身性格使然，更是“祖制”压抑下的自我更张。官绅集团与士绅社会的构建，是明朝社会发展的显性表征，乃“守”中生“变”的重要产物。不唯如此，科举制中策问与时政、思潮的磨合，“一条鞭法”在全国各地的落实执行状况，无不是“守”中有“变”的有效注脚。君臣在自然而然之中心照不宣，逐步调适自我、让渡权势乃至制度改革，这才是晚明“尤延数十年而后亡”的内在逻辑。

第二是“同”中存“异”。以往普及性的历史读物为方便叙述，一般将中国各地视为同质化下的一个局部。这种路径，已为学界证明大而无当;但是过度阐述地方或微观议题，存在一叶障目或以偏概全的缺陷。选择一个恰当的地区、事件、时段，则是均衡二者的重要途径与策略。江南地区是王朝统治进程中的一个核心地域，也是庶民日常生活与生计的重要承载空间，更是“资本主义萌芽”“中国现代化”“欧洲中心论”等话语体系下频繁出镜的角色或样例：官私史料充盈而不单一，朝廷影响具体全面而非抽象，地方感觉真切又不疏离。与王朝政治间保持的“舒适距离”，令其既存留了江南的固有特质，又不失国家的制度浸润，是王朝总体情势下的地言普遍之一，是理解地方自身结构、社会形态以及内在运行机理的合适观察场域。此乃“同”中存“异”表达的佳例。作者将元顺帝与明熹宗并称“擅长木工的皇帝”，是一种视两人同为“亡社稷”之君的诙谐化写，足见王朝末路之际的相同疲势;时过境迁，明朝的结束自然有其实际国情，又属“异”之所存。晚明危机频仍，各地对于农民军或清朝的态度各异，在于后二者的介入程度不同，异于华北、西北常年面对“东虏西贼”的袭扰，江南地区仍因袭太平时代景象，醉梦于盛世生活之中。江南士民的“亡国之感”因而多有分化，或始于崇祯自缢，或起自弘光覆灭，更甚者为奏销完粮，产生了深深的断裂之感。可知绅民对“甲申”作为王朝更迭的历史节点的认知，其实并不统一，作者想要提醒读者的，就在这种历史进程之中表现出的“差异”，此又与大量著作力劝大众达成以时间断代的“共识”不同。

同为绅士阶层，“顶级绅士”类的顾鼎臣，与“县域乡绅”类的袁黄，也存有同异之别。同样是进士出身，仕途、际遇则迥然有别，一个状元及第，仕途相对顺遂;一个半百才进三甲，徘徊下士，终于黯然致仕。但他们都热心地方公益、经世济民，一个因力倡筑城被故乡质疑，死后却因保障一方有功而获建崇功祀;一个进德修业与劝善遭主流排斥，学说被视为异端且招致颇多物议。而在这些背后，确乎同是绅民对安定生活的真切诉求。要之，在皇权裹挟之下，绅士该于何处锚定自我，怎样践行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儒家理想，更是作者孜孜思索的问题。

第三是宏观与微观并现。以往很多历史读物，为大众提供了历史研究的一种宏观视域，铺展了各种与历史相关的专题。要让史家的“私”走向大众的“公”，其间的关键，仍在“理解”，更在“共情”。本书在写作中，有放有缩，在展现明朝大政全局后，将后三章的重点，置于王朝的基本经济区——“赋税甲天下”的江南，“微”處的论析，更多地是与作者自身研究的高度相契合。在前两章中未及展开的诸般细节问题，在后三章中有了大画幅的阐述。如书中提及的“祖宗之制大坏”景况，在第三章中通过顾鼎臣之口予以细说，那种士绅群体中的彷徨与无措之感，跃然纸上;至于牵动王朝整体注意力的江南重赋问题，在第四章介绍袁黄仕宦生涯的过程中，借《苏州府赋役议》等作了较为清晰的呈现，显现出国家力量贯彻至地方社会时的样貌及其变化;王朝末世、政权更迭之际，地方士绅百姓的应对之态，则以嘉定士绅侯岐曾在清兵南下建立统治之际的《日记》写述，予以生动地呈现，以期更好地揭示王朝控制下“权利毛细血管”般那种无孔不入的压迫感。本书以顾鼎臣、袁黄和侯岐曾三人为具象展现国家体制下士绅家庭的科举培育、权势维持以及生活变迁，折射出社会运行的基层逻辑与智慧。这些士绅游走于庙堂与江湖之间，登殿为“官”，为朝廷柱石;居野乃“绅”，为乡党寄托，成为明朝统治延续中至为重要的“元气”，而他们的行为，无不体现了其所怀持的家国情怀，从而收见微知著之效果。

除历史类著作所需的严谨与逻辑外，作者也力求让文本兼具文学性和可读性，使本书“通俗而不失典雅”。对历史细节作若干深描，以小见大式地投映明代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历程，不致著作失之简薄;而以人物透视时代，用绅士勾连明朝政治变动与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，也易为读者接纳和体悟。

作者单位：复旦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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